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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秋，掌握新疆政权的金树仁政权摇摇欲坠，整个新疆局势动荡不安。哈密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南疆的局势也岌岌可危。各方势力开始纷纷崭露头角，包括宗教极端组织、地方军阀、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以及被压迫的尔等各族农民，他们纷纷趁乱而起，企图割据一方、谋取个人利益。

　　1932年底至1933年间，南疆的墨玉、莎车、和田等地接连爆发起义，推翻了当地的民国政府。各地的起义领袖组成复杂，既有代表底层农民的反抗封建压迫的力量，也有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和地方军阀。这些力量的共同目标之一是推翻金树仁代表的民国政府在当地的统治，但由于各方势力内部矛盾重重，利益冲突难以调和，结果导致了无休止的争斗。

　　1933年4月，和田的教军首领依米尔艾孜热提、依米尔沙依甫和毛里维率军前往莎车，与当地的民国政府军展开激烈交战。然而，抵达叶城县后，他们并没有继续进攻民国政府军，而是首先废除了当地民众成立的起义政权，建立了由他们主导的政权。新政权任命司马义大毛拉为县官，将烧毁的县衙重新修复并悬挂了“叶城县政府”的牌匾。军队留下部分驻军，并征召大量当地尔青年加入，组成新军，送去莎车与政府军作战。

　　这个新成立的伪政府在叶城县实施，行径凶狠残酷。他们强迫当地寺庙的信徒做祈祷，未祈祷者就被抓去鞭打，并向他们索要罚款。他们还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强行夺取牲畜，并对汉族、回族等其他族群的财物进行掠夺。对于那些被认为有罪的人，实施残酷的死刑，包括绞刑、砍头和使用大头棒等方式。他们甚至将妇女关进笼子吊起来并用鞭子抽打。

　　教军的队伍形态混乱，有的骑马，有的骑驴，甚至有步兵，举着各色旗帜，头上包着不同颜色的布条。军队非常不正规，队伍前列的士兵甚至一边走一边念经。

　　这个所谓的政府毫无人道。比如有一天，他们抓到三名来自莎车的水送信者，仅仅因为他们在城墙外的渠道送水给困在莎车汉城的汉族人，就被判死刑。三人中，一名被带到牛街，跪下后，被十几个手持大头棒的士兵团团围住，随着哨声响起，士兵们对其疯狂地殴打致死。另两人分别被刀砍和绞刑。被绞死的那人，毛拉还告诫他：“你为汉人送水，是大罪，若悔改，入教赎罪，可以上天堂。”但这一切却没能改变他的命运，他最终还是被无情地绞死。

　　司马义大毛拉作为县官后，继续实施暴行，不仅公开使用绞刑、砍手等暴行，还命令执行者按宗教法庭判决，对偷窃者实施砍手刑。这些被砍手的人，因伤口感染而痛苦死去。像克其克阿洪这样的年轻小偷，因偷了些钱，被砍手并最终死去。

　　教政权严格限制妇女的出行，12岁以上的女性无论是否佩戴面纱都不得外出。即使是家庭活动如探望父母或参加婚丧，必须等到夜晚才能进行。城市变得萧条，人心惶惶。

　　然而，随着局势变化，和田的起义军与叶城县的发生冲突，阿皮孜旅长率军从喀什进入，占领了叶城县，逐渐恢复了秩序，停止了之前的暴行。但不久后，阿皮孜旅长奉命前往和田暴乱，叶城县又恢复了混乱。尔汗和加的军队重占叶城县，随后，军队从外部攻入，并最终俘虏了尔汗和加。

　　和田的军队重新占领了叶城县，并开始向喀什进军。南疆的局势更加混乱，各方势力频繁交替，局面一片动荡。

　　此时，原本因失败而逃亡到南疆的回族军队，马仲英的三十六师，突然出现在南疆。这支马家骑兵正规军迅速打败了当地的教部队。1934年夏，和田的部队在马仲英三十六师的进攻下被彻底击溃，叶城再次陷入混战。

　　马仲英的三十六师进入后，局势依然动荡，叶城县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关键区域。然而，随着局势的演变，马仲英的部队逐渐对当地百姓施加沉重负担，要求民众大量提供军需物资，导致民众生活更加困苦。最终，1934年秋，马仲英的部队与盛世才的势力达成联合，马仲英的三十六师正式接管叶城县。